實現“雙碳”，社會科學可以做什么

“碳中和、碳達峰”是一場倒U形變革

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之一。而今年是推動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簡稱“雙碳”）的關鍵之年。在諸大建教授看來，“雙碳”是一場覆蓋方方面面的倒U形變革。今天的演講，他就此談一些個人的思考。

什么是倒U形變革？

大家都知道，一直以來，二氧化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呈現上坡曲線，而碳達峰是要進入一個平臺使碳排放達到穩定的“天花板”，碳中和是二氧化碳排放從“天花板”開始明顯下降，最后至排放和吸收達到中和。也就是說，碳達峰碳中和是要使二氧化碳排放實現一個“倒U形曲線”的轉折。如何理解這場倒U形變革？可以從溫度與排放、環境與發展、科技革命、全球治理等四個方面，對此進行進一步的理論解讀和辨析。

首先，從溫室氣體排放的角度看倒U形變革。討論碳達峰碳中和，從狹義上說主要涉及與煤、油、氣等化石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廣義上則包括全部溫室氣體，即除了二氧化碳，還有甲烷、氫氟碳化合物、六氟化硫等。需要指出的是，碳中和并不是指溫室氣體排放零增長，而是指剩余的10%-20%排放用碳匯碳捕捉進行處理。因此，理解碳中和要避免兩種誤區：一是把碳中和理解為絕對的零排放；二是把碳中和理解為高排放高中和，沒有實質性的源頭減排。

其次，從環境與發展的視角看倒U形變革。碳達峰碳中和聽起來是環境概念，但絕對不是就環境論環境?！半p碳”發展的本質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是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的脫鉤。因此，理解“雙碳”發展也要避免兩種誤區：一種是認為減少排放就要降低發展，另一種是搞發展就要先有碳沖鋒，然后才能降下來。舉個例子，中國當前控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總量，不是要控制人均用電和總電力增長，如果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和綠電，是不需要控制的。事實上，中國當前的人均用電量大約為5000千瓦時，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人均水平。所以，減少排放并不是要降低發展，而是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三，從科技創新與工業革命的視角看倒U形變革。1750年以來，世界上的四次科技創新和工業革命都是增加碳排放，當下的“雙碳”是要減少碳排放直至碳中和，因此這是一場對以往所有工業革命及其技術內涵“反其道而行之”的大變革。與碳中和有關的科技創新主要有三種，一是以可再生能源為內容的零碳技術；二是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的降碳技術；三是用自然和人工方式吸收碳排放的負碳技術。雖然當前進行技術創新和轉化有成本，但是我們正處在學習曲線的起點上，隨著對溫室氣體的政策控制力度加大，傳統排碳技術的成本會日益增高，因此早期行動的收益會隨時間而增長。

第四，從全球氣候治理的視角看倒U形變革。全球氣候治理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溫度上升不要超過1.5攝氏度，但是把當前世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進行加總，得到的結果是只能把溫度上升控制在2.7攝氏度左右。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各個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影響和收益有所不同。發達大國是歷史上的排放大戶，發展中大國是當下的排放大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嶼國家是排放小戶但卻是受損失的大戶。因此，實現“雙碳”需要加強和完善全球治理，這無疑也是一場革命。

中國實現“雙碳”的戰略思考和路線圖

中國對“雙碳”有非常系統的思考和布局。中國不是就事論事談減碳，而是要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結合，實現發展模式的根本性轉變。理解中國“雙碳”發展的總體思路和路線圖，可以有三個基本點，即中國現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

一、中國現在在哪里？

就當前現實排放而言，中國在世界上面臨兩個輿論上的挑戰。一個挑戰是，自2007年以來，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經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另一個挑戰是，世界當前人均排放為4.75噸，中國人均排放7噸多，超過了世界人均排放量。對此，中國如何以符合共同而有區別責任的精神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顯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我們是發展中大國，14億中國人的發展任務尚未完成，需要把國內的事情干好。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在國際上承擔與發展中大國相適應的責任。

事實上，對于上述兩個挑戰，我們不能只看表面，有兩點需要注意。一個是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仍然低于世界人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1900-2019年的全球人均累計排放是209.62噸，中國的人均累計排放是157.39噸。據我的粗略估算，中國到2030年達到峰值，不會超過屆時的全球人均累計量。另一個是當下的人均排放是按照生產端計算的，這掩蓋了世界經濟在中國制造、歐美消費情況下的真實人均排放量。按照生產端計算，中國的人均排放為7.28噸，但按照消費端計算，中國的人均排放為6.41噸，而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數值需要相應增加1噸多。

實際上，從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以來，中國承擔的世界責任在不斷自我加大。中國參與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有三個主要的時間線。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中國第一次強調強度減排，但是沒有提到控制總量；2015年巴黎會議，中國提出到2030年左右要實現碳達峰，這已經比2009年提出的強度減排高了一個層次；2020年格拉斯哥會議之前，中國宣布將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節點是2050年，而他們的工業化比我們早了一百多年。我們真正啟動工業化是改革開放以后，但我們提出實現碳中和的時間僅比他們晚了十年。這充分體現了我們承擔世界大國的責任是“說到就要做到”。

二、中國要到哪里去？

中國要到哪里去？我們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雙碳”。那么，為什么我們會作出這樣的戰略選擇？這里我以2030年實現碳達峰為例，為大家做一下說明。

關于碳達峰，分析起來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情景：一種情景是我們一切照舊，走發達國家曾經有過的排放道路，我稱之為A模式。發達國家碳達峰的平均水平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0噸，美國則高達人均20噸，這里僅指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包括所有溫室氣體在內，碳排放估計還要高出20%左右。按照這個10噸的數字，中國14億人口到2030年就會是140億噸。我們2020年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是100億噸。如果下一個十年要增加40億噸，這對中國、對世界都是非常不利的。

另一種情景是要求中國激進減排，我稱之為B模式。美國說中國現在不是往上走碳達峰的問題，而是應該往下走碳減排的問題?，F在全球人均排放是5噸左右，如果要我們在2030年減少到人均5噸，14億人總共是70億噸，這實際上就是用二氧化碳減排來抑制我們必要的經濟社會發展。這顯然是不現實也是不合理的。

我認為中國到2030年左右碳達峰人均排放8噸是可以接受的目標，即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在105-110億噸左右，我稱之為C模式。按照這一模式，我們的人均排放最高點可以比發達國家低2噸，同時我們在十年里面只增長排放10億噸左右，而人均GDP卻能實現倍增。根據規劃，到2035年左右，我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我國GDP總量需要在現有基礎上翻番，這個只能靠持續發展。因此，中國的2030年碳達峰目標是從三種情景分析中得出的一種既能夠保持經濟社會增長、又能夠對抑制氣候變化作出中國貢獻的現實可行路徑。

三、中國如何去那里？

中國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最大的挑戰來自四個方面的結構問題。一是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二是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三是以汽車公路貨運為主的交通結構，四是以城市土地擴張、功能分離為特點的建設用地結構。四個結構的轉型實際上就是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四大問題，即能源非碳化的問題，新型工業化的問題，出行模式和交通現代化的問題，以及城市現代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問題。

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當下開始的前10年非常關鍵。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要分析三個主要的影響因素，即能源替代（用單位能源的碳排放衡量）、能效改進（用單位GDP的能耗衡量）、經濟增長（用經濟增長率衡量）。2030年要實現碳達峰，要理解下面三個要害點。

首先來看能源結構。我們當然要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例如每年爭取增加一個點。但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仍然只占整個能源結構的25%。所以在這10年里，非常重要的是進行老能源的能效改進工作。一方面，將煤、油、天然氣三者合起來的比例降至2030年的75%左右，特別是其中的煤要降至50%左右。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國現在萬元GDP的能源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左右，按照這一比例，能源強度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減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即約30億噸到40億噸左右。這就是能源效率改進可以起到的大作用。

再看終端消費部門。能源終端消費一般分成四個部門，即電力、工業、建筑和交通。一般來說，電力和工業屬于生產型、制造型，建筑和交通屬于消費型。今天中國的電力和工業占了二氧化碳排放的80%，2030年碳達峰關鍵要做好這部分的工作。這就可以理解，中國為何要先把排放占比45%強的電力部門推到碳交易所進行交易。建筑和交通當然也很重要，但是2030年之前它們在二氧化碳排放中的相對比重會增長，因此關鍵是高水平發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

最后看經濟增長率與碳生產率的關系。能源替代和能源效率合起來構成碳生產率。實際上，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率是零。碳排放零增長，等于經濟增長率的正數與碳生產率的負數兩者求和結果等于0。假定我們的碳生產率最大可以達到5個點，要使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等于零增長，就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要從過去40年的7%以上，調整到5%左右。所以2030年碳達峰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高質量發展與調控速度增長是有關系的。碳達峰意味著過去碳排放主導的高速度增長，要轉向未來重點提高碳生產率同時不以速度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我認為，中國提出在2030年之前碳達峰，早十年或晚十年也許都不是最佳時機，現在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窗口，可以與我們的物質積累和技術積累以及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有對應，這樣的時機是非常重要的“雙碳”啟動點。

實現“雙碳”，社會科學可以做什么

上面我圍繞“雙碳”的內涵、戰略思考和路線圖作了一些分析。那么，“雙碳”發展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有什么意義？實現“雙碳”，社會科學又可以做什么？我主要從五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個方面是經濟增長問題。比如討論碳達峰，精準地說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零增長。GDP正增長導致了碳排放，能源替代和能效改進減少了碳，碳排放要達峰就是兩者的變化要對沖，即方向相反大小相等。這就對經濟增長率和碳生產率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我國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人均GDP要達到2萬美元，這就要求碳生產率的改進要提高到5%左右，如果達不到，就要用碳匯碳捕捉技術吸納剩余的碳排放。但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如果碳生產率的年改進最高是在5%左右，要實現碳達峰，年均經濟增長率就不能超過5%。所以，今后我們討論經濟增長問題，需要把經濟增長率與碳生產率結合起來考慮，做出最優化的決策。

第二個方面是社會公平問題。比如如何理解排放權和碳排放的公平問題。歐美國家說中國現在的人均排放已經超過世界人均，但是我們認為，人均排放應該按照歷史累計計算。有研究證明，從1900年到現在，中國的人均累計排放低于世界平均。根據我的粗略計算，中國未來十年實現碳達峰，仍然可以在不高于世界人均累計的水平上實現現代化。因此在國際上如何有章法地講道理，這是學者可以研究的問題。還有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是，現在世界上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全部按照生產端計算，生產多少產品就有多少排放量，不管產品中有多少是其他國家消費。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模式是出口導向型的，因此中國人均排放量就比較大。但是，如果把生產端計算變成消費端計算，我們的人均排放量就可以減少10%以上。因此，如何讓國際社會認同新的計算方式，也是學者可以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三個方面是國家治理問題。比如說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治理，美國在參與全球二氧化碳治理問題上已經翻過兩次燒餅。第一次是克林頓政府簽的協議，被布什政府上臺后推翻了。第二次是奧巴馬政府簽的協議，被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推翻了。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對待二氧化碳問題是兩個極端，他們的政策不是向一個方向收斂的，而是隨政府變動震蕩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和“雙碳”發展，就像對待新冠疫情一樣，有國家力量和長期主義的制度優勢，一旦做出了承諾，就會全面布局堅決實施。最近有外媒報道，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聲譽遠遠高于美國，特別是中國的氣候應對政策具有非常高的得分。

第四個方面是生態文明問題。許多人把“雙碳”看作單純的環境問題，認為這是搞環境的人需要關心的事情，其他人可以不關心、不了解。事實上，國家決策層是把“雙碳”發展看作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重要抓手，強調“雙碳”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變革，對2021年開始起步的第二個百年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從“雙碳”發展解讀和研究生態文明，需要講清楚生態文明不是單純的生態或環境問題，也不是單純的文明或發展問題，而是生態與文明、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系統整合。

第五個方面是思維文化問題?！半p碳”發展需要有一種從線性外推到愿景回溯的思維變革。以往我們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常常用的是線性外推的思維方法，現在是自變量，未來是因變量，簡單線性地從現在推斷未來。而“雙碳”發展則需要引入一種愿景回溯和目標導向的思維方法。例如2030年碳達峰，就是未來的碳排放是自變量，現在的經濟結構和增長速度是因變量。從預期的情景倒過來改變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結構、用地結構等問題，這就是一種愿景回溯。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作為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實現“雙碳”目標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需要群策群力、合力攻關。

作者諸大建原文刊發《上觀新聞》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碳中和、碳達峰”是一場倒U形變革